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1]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诸多重要元素的共同塑造下，中华文明呈现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1]印刷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赓续先贤智慧、传承文化载体的重要作用，既诉说了文明的历史，更指征着文明的未来，在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传播的历程中闪烁着独特的光芒。
迄今发现，以甲骨文为肇端的汉字系统发挥着文化记录和文明积淀的作用，由此也形成了我国悠久的3 000年出版史。《尚书·周书·多士》有云：“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其中“册”字始见于甲骨卜辞，为皮绳依次编连多枚竹简之形；“典”从册从丌，双手捧册为典，意为重要的书籍文献，至今仍彰显其神奇古雅之感。典册木竹之间，缣帛金石之上，不同的载体都凝结着先贤对编辑知识、传承文化的期望。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删定编纂《诗经》《尚书》《仪礼》《易经》《乐经》《春秋》，将“仁”“礼”等精神内核传于后世；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著述立说，打破了贵族垄断知识的局面，其思想成为中华文化深厚根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汉灵帝时官方审校儒家经典，刻“熹平石经”，观视及摹写者络绎不绝，对统一经典文本、传承儒家思想作用重大。
印刷术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推动中国先人创造出卷帙浩繁的典籍善本，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宝藏，推动中华文明远播四方，更在于它启迪着全人类的文明，被誉为“人类文明之母”。建立在印刷技术、流程、工艺等基础上，经历千百年积淀综合反映出的印刷文化，是我们共同拥有的宝贵财富。目前，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已正式在《编辑与出版学名词》中收录“印刷文化”词条，定义为：“以印刷技术为基础形成的以标准化批量复制和文本固定性为特征的知识生产与信息传播模式，以及由此所塑造的经济社会运行机制与思想观念。”[2]标准化批量复制以及文本固定保真是印刷文化的两个重要特征。
1. 批量复制为中华文化传承传播提供载体
东汉时期“蔡侯纸”诞生，质轻价廉，易于书写，在竹帛金石之外为知识的记录与传播提供了理想的载体，出版业因而具备了更为鲜明的大众传播色彩，迎来了新的历史阶段。如西晋左思《三都赋》问世，争相传抄之下竟引得洛阳纸贵。《宋书·谢灵运传》也曾有“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的记载。及至隋唐之际，印刷术逐渐崛起于历史的地平线上，与日臻成熟的造纸术相结合，开启了我国1 400年悠久而辉煌的印刷史，极为深远地改变了出版业。技术只是手段，文化才是追求。印刷术是复制术，书籍在大批量复制下化身千百，突破了抄写的局限，成为中华文化传承传播的重要载体。
1.1 文化知识得以在社会各阶层普及
在印刷术广泛应用之前，知识与文化的传承往往依赖口耳相传，书面传播则只能依靠手工抄写的辛勤劳作。南北朝时期，兼具图书复制与传播功能的“佣书”行业已十分兴盛。《北齐书·祖珽传》曾记载：“扬州客至，请卖《华林遍略》，文襄多集书人，一日一夜写毕，退其本。”该书共620卷，能在一天一夜之内由众人抄写完毕，折射出佣书业的成熟。然而，抄写传播速度缓慢、辐射地域有限、九品中正制下大众教育难以得到重视等因素，都在无形中限制了知识与文化的扩散普及。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确立为大众提供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阶层跨越可能。一方面，统治者为培养英才，于各州、县、乡广兴教育；另一方面，广大平民阶层对文化的渴求也因世家大族垄断的打破而受到极大激发。这些都促使社会对书籍的需求量呈爆发式增长，图书流通供应不足的问题日益显露。
印刷术的应用为文化传播开辟了全新的道路。五代十国时期，为统一经典文本，满足科举考试需求，官方首次采用雕版印刷儒家群经。后唐长兴三年（932），冯道等奏请敕印《诗经》《尚书》《周易》《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即为后世流传的“冯道印九经”。历时二十余年，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最终于广顺三年（953）完成，广颁天下，力图改变诸经“杂本交错”的局面。与此同时，后蜀宰相毋昭裔于广政十六年（953）奏请雕版刻印九经，颁予各郡县。《五代史补》曾记载其早年经历：“毋昭裔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板以镂之遗学者。’”可知在印刷术尚未广泛应用于经史子集出版时，佣书抄写或许兴盛，但仍难以满足广大寒门庶子的阅读需求。
宋代是印刷出版史上的黄金时代，形成了由政府主导的官刻、以盈利为目的的坊刻、文人学者出资付梓的家刻三大出版系统。各路无一不刻书，各类书坊集中设立于开封、临安、婺州、衢州、建宁、漳州、长沙、成都、眉山等地[3]，经史子集、医农历法等各类书籍广为印制。
更重要的是，在拥有广泛需求的基础上，印刷术大批量、低成本的复制开辟了书籍生产消费平民化、大众化的历史。据考证文献推测，图书印刷出版的成本约仅为相应条件下手抄书籍的十分之一[4]，由此一场中国乃至世界书籍史上的“书价革命”勃然而兴。[5]众多图书突破镶珠嵌宝的锦匣，知识智慧脱离危楼秘阁的束缚，虽寻常巷陌，市井之家，亦遍布踪迹，文化知识在社会各阶层日益普及。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真宗景德二年）五月戊申朔，幸国子监，阅书库，问祭酒邢昺书板几何，昺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兼具。臣少时业儒，观学徒能聚经疏者百无一二，盖传写不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此时距离宋建立仅40余年，国子监所存书版就已由当初的四千余片激增至十万余片；民间经典书籍供应不足的局面也在几十年间大为改观，今昔对比十分鲜明。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三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三国志》《晋书》等正史均已镂版付梓，一改宋初“惟张昭家有三史”的情形，达到了“士大夫不劳力而家有旧典”的程度。北宋中后期，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云：“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又经百年至南宋，耐得翁《都城纪胜》如此描述临安一带文教盛况：“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可见印刷技术促进文化知识传播之功劳。
1.2 中华典籍与文化得以在域外广泛传播
批量复制不仅带来文化在各社会阶层的广泛传播，而且进一步扩大了中华典籍的域外辐射影响力。更多典籍跨山越海，涌向域外，将中华名物典章、礼法制度、道德观念、节庆风俗等文化万象远播至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促进了东亚汉文化圈的形成。
1.2.1 在朝鲜半岛的传播
早在公元4世纪的抄本时代，中华典籍就已经在朝鲜半岛流通。宋代我国印刷出版日趋成熟，宋太宗淳化四年（993）至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不到30年间，高丽曾多次遣使，求取九经、正史、诸子、文集、医书、历日、阴阳、地理等书。[6]百余年后，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成书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描述其地“闾阎陋巷间，经馆书舍，三两相望”，民众“以儒为贵，故其国以不知书为耻”，俨然“有齐鲁之气韵”。
明清时期，朝鲜文人使者更为孜孜不倦地广泛求取中华书籍。明人姜绍书《韵石斋笔谈》中记载：“朝鲜国人最好书，凡使臣入贡，限五六十人，或旧典，或新书，或稗官小说，在彼缺者，日出市中，逢人遍问，不惜重值购回。”成书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朝鲜古典文学名著《春香传》，大量引用四书五经及《资治通鉴》《古文观止》中的典故诗文[6]，折射出中华文化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
1.2.2 在日本的传播
《旧唐书·东夷列传》曾载：“开元初，（日本）又遣使来朝，因请儒士授经……所得锡赉，尽是文籍，泛海而还。”进入印刷出版时代，日本经由僧侣及商人曾广泛引入经史子集典籍。宋太宗时期由李昉主持编纂的《太平御览》，收纂宏富，旁征博引，尽管官方严格管制该书流出，但在日本高价搜求下，仍至少有数十部宋刻本《太平御览》流入。南宋时，程朱理学兴起，朱熹所撰《四书章句集注》一经出版，其初印本就已经传入日本。[6]管禁外流及初椠之书都能越海而至，中华典籍在日本的传播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1.2.3 在越南的传播
印刷图书也广泛传入越南。自公元10世纪起，汉字即作为越南历代封建王朝的官方书面文字。[7]宋真宗时，刻本典籍已借由商贸源源不断地南下传播。及至明代，《明史》称越南“置百官，设学校，以经义、诗赋二科取士，彬彬有华风焉”，明代官方“颁赐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为善阴骘、孝顺事实等书于（越南）府州县儒学”[7]，当地文人学者博览群书。据万历二年（1574）严从简所撰《殊域周咨录》记载，彼时越南儒生所藏之书，经有四书五经及《广韵》《玉篇》等，史有《资治通鉴》《少微通鉴》《汉书》《三国志》《贞观政要》等，集有《文选》《昌黎先生集》《柳河东集》等，至于“天文地理、历法相书、算命尅择、十筮算法、篆隶家、医药诸书”亦并而有之。此外，通俗色彩浓厚的明代小说也曾大量输入越南。[6]
1.3 为中华文化持续增添创新因素
创新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之一。印刷术以技术创新带来出版的革新，并在实践应用中与先人智慧不断碰撞融合，于历史长河中持续激发出一层层创新的涟漪。
1.3.1 催生宋体字在印刷中的使用
文字是文明的重要标志和载体。成熟的汉字系统作为传承3 000多年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活态文字，既稳定持久，又蕴含创新，形貌字体顺时而变。在印刷替代抄写的初期，作为手书汉字的替代与移植，楷体字成为当时印刷出版最广泛使用的字体，欧、颜、柳体等皆备受青睐。然而，随着印刷出版的历代累积发展，在刀功版刻的影响下，古代工匠渐渐摸索出一种脱离已有手书字体、提升刻字效率、吻合刻板特点、适应标准化印刷的专用字体——宋体字。笔画由尽力摹仿毛笔书写演变为追求直线化，突出特点为字形方正，横平而细，竖直而粗，起落笔处棱角分明。虽被冠以宋体字之名，但其真正形成于崇尚复古之风的明代中叶，并在明清广泛的商品化印刷出版需求下，逐渐占据了通行字体的地位，更在近代铅活字广泛使用后成为我国印刷的基本字体。
纵观宋体字发展历程，不同于已有的欧、颜、柳等字体，它不仅仅是应用于印刷中，更是完全形成于印刷中，是适应印刷出版批量化、商品化时代文化发展新需求，融入几百年刻版经验与刻工文字审美的创新产物，标志着我国汉字字体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1.3.2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传播
印刷出版的规模催生新的技术变革。在雕版印刷广泛应用短短一两个世纪后，活字印刷术即于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由布衣毕昇发明，以印刷领域质的飞跃为世界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据北宋沈括所著《梦溪笔谈》记载，毕昇所用活字起初刻木而成，后改进为胶泥烧制，印刷流程大致分为制作字坯、按韵贮字、排版印刷、拆版还字等，在大批量印刷的前提下对于效率的提升十分显著，沈括称赞“极为神速”。毕昇之后，世人又纷纷以木、锡、铜、铅等材质为活字载体，如在宁夏贺兰县发现的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目前世界所见最早采用木活字印刷的书籍，亦为早期木活字印刷唯一实例，弥足珍贵。又如清雍正年间，武英殿修书处以内府铜活字20万枚印制《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铜活字版印书。
此外，活字印刷术在欧亚大陆辗转数百年后来到欧洲，15世纪时德国人谷登堡受到启发创制木质手扳架印刷机，开启了机器（或称机械）印刷的时代，使用了铅活字印刷。这是中欧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例证。
千举万变，其道一也。任何技术创新都是基于已有成果的又一次探索。应当看到以谷登堡为代表的欧洲开启机器印刷时代、使用铅活字印刷，问世晚于北宋毕昇的活字印刷术400余年，承袭了毕昇所创活字技术的核心思想，沿用了毕昇的技术思路，存在灵感启发与再度创新的渊源。因此，中国北宋毕昇是世界范围内当之无愧的“活字印刷之祖”，这是我们需要厘清的学术逻辑。
1.3.3 孕育版权观念的形成发展
印刷的批量复制孕育着思想的创新，版权观念的形成发展正是典型例证。印刷有版，版上生权。印刷术的广泛应用使得版权观念破土萌发。版权成于世界，而最早源于中国。宋代印刷出版的繁荣也在另一方面为盗印翻刻的孳生提供了条件。无论是通行于世的儒学经典、历书律法，还是积年而成的文论集萃、诗韵英华，众多文质兼美的椠本，上系国计民生大事，下系书坊衣食生存，都需极力避免被不法之徒剽窃盗刻、篡改翻版。由此版权观念应运而生，并形成了两条版权保护的主要路径。
（1）以官府文告警示各方，同时采取行动禁绝盗版。如宋神熙宁八年（1075）国子监新修经义之书，在交付杭州、成都府路转运司雕版时公告四方“禁私印及鬻之者”。除官方印刷出版外，民间遭遇侵权的一方亦可上陈官府请求发布禁令，维护权益；同时版权保护也非仅针对出版者，原书作者同样可以维护刻本上凝结的创造性成果。宋理宗淳祐八年（1248），段维清呈请国子监保护《丛桂毛诗集解》的作者段昌武及刊印者罗樾的版权，国子监应允请求并颁布公告，“备牒两浙路、福建路运司”，要求约束书肆，翻刻盗版一经发现即“追板劈毁，断罪施行”。
（2）以牌记宣示保护版权。牌记是我国印刷古籍特有的标记，形式上常以墨阑环绕四周，分隔出与正文迥然有别的独立单元。宋代《东都事略》牌记刻“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明确宣示版权并禁止翻版。历代牌记所载版权保护内容可大致归为六类，分别为详注刻坊具体地址、表明已藏板存证、声明已上呈官府备案、添加或提示图形化标志元素、明文禁止翻刻盗版、警告翻印侵权后果。为强化震慑与保护效果，很多牌记所涉及内容并不局限于一个方面。如《东都事略》牌记就同时含有声明已上呈官府备案、明文禁止翻刻盗版两方面内容。又如宋代睦亲坊陈宅所刻牌记为“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刊印”，除详细标明书坊具体地之外，还一并将牌记最后的“印”字末笔加长弯折，进行图形化艺术处理。至于同时包含藏版存证、警告盗印两方面内容，组成诸如“本衙藏板，翻刻必究”牌记的例子，则更不可胜数。
自宋以来，官府颁文与牌记示权的举措在历朝历代都沿袭了下来，对保护印刷书籍版权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不仅如此，伴随印刷出版萌发的版权观念还随中华典籍一同传播至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如朝鲜所刊《论语正文》《孟子集注大全》《大学章句大全》《中庸谚解》牌记均为“庚辰新刊内阁藏板”，日本江都书肆嵩山房刊行《论语古训外传》封面有“不许翻刻，千里必究”之记，越南《御制越史总咏》印有“翻刻必究”之语，从中均可清晰地感受到中国版权理念与实践方式所产生的影响。
2. 固定保真为中华文化传承传播保驾护航
手抄时代，文本在历经多次复制传播后，即使不遭故意篡改，无意间的错漏讹误也必将层层累积放大，难以保证知识信息忠实于原文原意。事实上，为匡谬正误，含前文提到的“熹平石经”在内，古时官方曾先后七次雕刻石经，期望以固定的字痕维护儒学经典的标准权威。厚重的石经固然可以对抗讹误的侵扰，但自身又失去了信息广布远播之利。而印本化身千百，千百如一，既可承载文化辐射至九州四海，又能高保真地精准固定知识信息的原始面貌。
2.1 杜绝信息渐次讹变
从不同历史时期的异体字视角切入，可以一窥印刷传播的标准性、固定性特征。唐代之后楷体标准字形逐渐确立，而由于笔画多少、写法长短、位置关系等不同，在标准字形之外仍有部分异体字与之共存。学者王泉曾对印刷术应用前后异体字的历时使用情况进行考察。[8]根据唐代碑刻推测，彼时文人日常用字约有10%的异体字率。发现于敦煌、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868）的雕版印刷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整部经卷刻5 000余字，排除重复用字后异体字占比超过25%。
北宋初年，官方修订字汇《玉篇》、韵书《广韵》等，向世人展现标准楷体字形，四海用字有了基于相同原版复制的统一遵循标准。至南宋，书版刻字已普遍较为规范。在流传至今的南宋善本中，家刻与坊刻本如黄善夫刻《史记集解》、嘉定年间刊《渭南文集》、眉山大字本《苏文忠公文集》、杭州开笺纸马铺钟家刻《文选五臣注》、吉安周必大刻《欧阳文忠公集》、江西刻本《曹子建文集》等，异体字占比均仅在2%上下。官刻本如国子监单疏本《毛诗正义》《礼记正义》《尔雅疏》、两浙东路茶盐司刻《资治通鉴》《事类赋》等，异体字率仅为1%左右。更有绍兴年间国子监刊《周易正义》《尚书正义》、咸淳年间福建漕治刻《邵子观物篇》以及眉山坊刻本《陈书》等未见一例异体字。
文字是言辞著录的载体，文脉传承的基石，以上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印刷出版在固化原版信息、杜绝渐次讹变上的优势。
2.2 赋予文化时间穿透力
据统计分析，我国传世古籍约有94%为印本。[9]以高保真内容为核心，以批量复制为保障，印刷出版赋予了文化更为强韧的时间穿透力。
2.2.1 减少作品散佚
在印刷的固化作用下，更多经世明道之文辞、闪耀千古之思想免于失落散佚，得以传于后世。“诗圣”杜甫将盛衰骤变化为沉郁顿挫之笔触，于中华文化的垂天阔野间熠熠生辉。但事实上，杜甫诗作的保存流传曾一度岌岌可危。由于抄写传播范围有限，同时代的樊晃在编录文集时已经搜求不到杜甫的原作六十卷，只得采其遗文二百九十篇，分为六卷。至中唐，韩愈在赞誉“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平生千万篇，金薤垂琳琅”时，也不禁唏嘘“流落人间者，太山一毫茫”。经唐末五代兵矢动荡，宋初杜甫诗作更有亡佚颠倒之虞。宋人苏舜钦于《题杜子美别集后》言：“今所在者才二十卷，又未经学者编辑，古律错乱，前后不伦，盖不为近世所尚，坠逸过半，吁！可痛悯也！”直至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苏州王琪刊刻出版王洙整理的《杜工部集》，杜甫作品终得以广泛流传，“自后补遗、增校、注释、批点、集注、分类、编韵之作，无不出于二王之所辑梓”。[10]
杜诗的传承沉浮并非个例。刘麟刻本《元氏长庆集序》道出了北宋末年唐人诗文亡佚之严重，唐时“君臣所撰著文集篇目甚多”然而“名公钜人之文所传盖十之一二尔”。得益于宋人的整理编纂、付梓刊行，彼时尚存一二中的部分作品才能在历史的涤荡下继续流传。南宋周必大《文苑英华序》曾记：“是时印本绝少，虽韩、柳、元、白之文尚未甚传，其他如陈子昂、张说、九龄、李翱等诸名士文集，世尤罕见，修书官于宗元、居易、权德舆、李商隐、顾云、罗隐辈或全卷收入。”道出了北宋初年《文苑英华》的镂版刊行对于唐人作品流传的意义，同时也道出“近岁唐文摹印浸多，不假《英华》而传”的显著变化。据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载，仅眉山一地所刊唐人文集就多达六十种，历经近千年今仍可见《李太白文集》《王摩诘文集》《孟浩然诗集》《昌黎先生文集》《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等数十种。有唐一代琳琅精华得以光耀后世，印刷出版之功昭然可鉴。
2.2.2 降低湮灭概率
多复本的分布式保存构成了强韧时间穿透力的另一面。在均为原版保真复制的前提下，复本越多，保存越分散，传播越广泛，完全湮灭不传的概率就越低。《永乐大典》与《古今图书集成》均为我国历史上编纂的大型类书，广收上迄先秦、下至编纂时代的繁博文献。《永乐大典》成书11 095册，总字数约3.7亿字；[11]《古今图书集成》分6汇编、32典、6 117部，共10 000卷。[12]而《永乐大典》未得镂版付梓，仅抄录正本与嘉靖副本；《古今图书集成》以铜活字印制复本六十余部，分别庋藏于南北多处馆阁，由此使得两部巨著在兵燹人祸下的传世命运迥然有别。《永乐大典》今仅存嘉靖副本400余册，正本及其他万册副本踪迹无存；《古今图书集成》现有完帙珍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及故宫博物院，成为存世规模最大、最完整的类书，彰显出多复本保存对于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
印刷复本的域外传播亦可促成更广义层面的分布式保存。如宋应星所撰世界首部农业、手工业生产综合性著作《天工开物》，初刊于明崇祯十年（1637），分上、中、下三部十八篇，百科全书式地包罗了耕织、染色、造纸、陶瓷、兵器、机械、火药、制盐、采煤等130余项生产技术。该书早在17世纪即东传日本，迅速引起重视。为满足读者需求，1771年日本以明崇祯十年初本翻刻出版“菅生堂本”，成为《天工开物》最早的国外刊本，进而开启了更为迅速、更大规模的广泛传播。19世纪法国汉学家儒莲将《天工开物》涉及银朱、桑蚕、造纸等手工业章节译为法文，之后英、德等语言译本也相继出现，推动了欧洲相关技术的革新进步。清代《天工开物》海内埋没不传200余年，在20世纪50年代密藏于宁波墨海楼的明刊“涂本”重现于世之前，“菅生堂本”成为我国“陶本”、华通书局本、商务印书馆本、世界书局本等各版《天工开物》的底本或校勘本[13]，为中国智慧的传承、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的传播贡献了力量。
3. 印刷技术文化一体性赋能文明血脉赓续
出版是记录历史、传承文明的中流砥柱。纵观我国3 000年出版史，知识积累与技术进步构成了螺旋式上升的主线，印刷于其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或许可以说：是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才使得出版成为真正的出版。
3.1 技术视角：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
从技术视角观察，在1 400年的印刷史征途上屹立着三座里程碑式的高峰，分别是以雕版印刷为代表的印刷术肇始、毕昇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全球传播、以王选为代表的激光照排印刷技术创新。每一轮印刷技术的革新都积极地影响着人类的物质生活，并极大地促进了文化交流互鉴与人类文明的持续进步。
印刷既是古老的又是现代的。当今新一轮数字科技浪潮席卷全球，知识更新速度日益迅猛，信息呈现几何级数增长，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元宇宙等前沿科技应用及场景已经并将持续深刻地改变生活与生产方式。面对“未来已来”的数字时代，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印刷出版继续以主动的姿态和积极的行动乘上了时代的快车，将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同数字的涌动迭代紧密相连，知识重组、媒介融合、全场景智能化呼之欲出，为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支持。
3.2 文化视角：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印刷既是技术更是文化。从文化视角观察，在印刷出版批量复制的横向传播以及文本保真的纵向延展下，交织出的是完整严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系统。只有在这个全帙无缺的体系内，绵延至今的文明记忆、知识体系、思想智慧才能成为不断受到滋养的郁郁茂林，我们也才能真正做到鉴古知今、彰往察来，寻找到不断进步强大的精神动力。
以王维《相思》为例，浅析数字时代完整赓续中华文化系统的重要性。在网页或人工智能应用上检索本诗，很可能得到如下结果：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实际上，这一版本并非原貌，印本典籍清晰地呈现出了历代演变的过程。此诗最早见于晚唐范摅的笔记文集《云溪友议·云中命》，铁琴铜剑楼藏明刻本以北宋文献为祖本，很可能反映了原始文本状态，其文为：“龟年曾于湘中采访使筵上唱：‘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赠君多彩缬，此物最相思。’”可知本诗来自李龟年的回忆吟唱，最初并无题名，相比当今常见版本存在“秋来”“赠君”“彩缬”三处差异。
《相思》之名始见于宋代洪迈编纂《万首唐人绝句》明嘉靖刊本，或为洪迈自行添加，后代诗选大多沿用，渐成通行名称。除此之外，本诗还有《相思子》《江上赠李龟年》《咏红荳》等名，反映出编者对诗文不同的理解与提炼。
“秋来”贯穿唐、宋、元、明几乎所有版本，但清代多部颇具影响力的诗选，如沈德潜编《唐诗别裁集》、王士禛编《唐人万首绝句选》，特别是蘅塘退士孙洙编《唐诗三百首》均作“春来”。加之春日发枝符合惯有印象，所以“春来”在短短的历史时期内迅速取代“秋来”，成为众人朗朗上口、但也与原版差异最大的变化。
“赠君”动词之变始于宋洪迈《万首唐人绝句》的“劝君”，这一版本至今仍有一定影响力。“愿君”是更后起的明清演变版本，经过明胡震亨《唐音统签》、清曹寅等编《全唐诗》、蘅塘退士孙洙编《唐诗三百首》等多部选集传播，广为吟诵，成为今天网络检索的“默认”结果。
“彩缬”原义为彩色印染花纹，诗中引申为装饰。“彩缬”版本仅见于《云溪友议》，明刻本字形清晰，没有疑问。但即使在相距最近的宋代，“彩缬”已演变为“采撷”。推测原因，除二者字形相近、字音相同、易生混淆之外，采摘收取的动作可能也与世人心中临行赠别的场景更加契合。
正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一首耳熟能详的隽永绝句背后，连缀着历时传载积淀下的多样文化因子，透露出形色各异的流变动机、理解认知、审美趣味、文化取向，其来龙去脉需要在未来的时间轴线上继续伸展。因此，以数字科技传承中华文明，不能止步于对部分精神成果截面式、片段式的呈现。生成式人工智能或许可在瞬间完成检索，但这一反馈无异于浮游于数字空间的断章碎片。只有完整吐纳由历代印刷出版所承载的典籍原貌、版本流变、异文考据、文辞注解等全方位信息，润养根络，化育新生，才能真正赋予中华文化中的每一脉枝叶以数字时代传承传播的生命力。
4.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1] 2023年7月，国家新闻出版署举办主题为“塑造印刷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中国印刷业创新发展大会，围绕数字新生态下的智能制造等举行专题展。面对数字时代的机遇与挑战，印刷出版肩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我们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秉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精神，打破一切因循守旧的桎梏，守正创新，兼容并包，不断将新理念、新场景、新技术、新工艺应用于系统化、活态化的文化基因传承中，既展现科技的力度和精度，又蕴含人文家国情怀的温度与深度，持续服务于人民的精神享受、优雅生活与全面提升，薪火相传守护千年琳琅英华，文脉赓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